毛泽东四赞邓演达

常云岐

毛泽东赞扬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前排右）和邓演达（后排右）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中排右三）、邓演达（后排右三）等合影。

2025年3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诞辰130周年。邓演达作为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以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为我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功绩，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对其革命的、战斗的一生赞誉有加，称赞他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这人的人格很高尚”……本文讲的就是大革命时代曾与他一起合作共事、并肩战斗过的毛泽东先后四次赞扬邓演达的故事。

一赞邓演达：“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有一篇文章《反投降提纲》，是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当时，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在此危急形势下，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为“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他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然而还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这里，毛泽东以宋、何、邓等人的革命事迹，说明党的任务是巩固、扩大统一战线，联合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孤立投降派和反共分子，继续抗日。“坚持革命，没有叛变”是毛泽东对邓演达的评价，积极而中肯。

毛泽东和邓演达最早的共事记录，是1924年3月13日他们共同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委会议，会议有一项内容：决议黄埔军校招生事项。当时，黄埔军校对北方考生的招录，委托上海执行部负责，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一大新当选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到这里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指的就是此事。邓演达则是作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他此行目的有二：一是劝说蒋介石回粤任职，其在致廖仲恺、汪精卫电文中说“赴甬（宁波）促介（蒋介石）返”；二是途经上海时，传达部署招考学生及物色教职员事宜。

然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昙花一现，很快濒临失败。危难时刻，邓演达没有退却，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战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发布《讨蒋通电》，号召革命民众去此“叛徒”“败类”“蟊贼”。

到了6月底，武汉形势迅速恶化，邓演达感到事已不可为，被迫出走另寻救国道路。即便如此，他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中仍然写道：“我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革命的纲领，坚守着总理的策略，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

11月1日，邓演达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鲜明地指出：“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中，对邓演达“坚持革命”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但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瞿秋白在1928年4月所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评说：“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中最后所剩的一个。”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只有邓演达是始终走国共合作的路线……他对共产党人不猜疑不疏远。”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央委员宣言》，这是起义后第一个重要文件，署名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实际上，邓演达并未参与其事，但其政治主张、左派身份早已得到共产党人的尊重和信任，故此把他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周恩来后来评说：“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并说“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邓演达“坚持革命”的精神，始终为共产党人所铭记。

二赞邓演达：“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1946年7月1日，萧三在《晋察冀日报》发表长文《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提到：“大革命时代作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和陈独秀、彭述之真是‘讲不进油盐’——不久以前毛泽东同志自己回忆那时的情形这么说。”这是毛泽东又一次肯定老朋友邓演达，文中还写道：“毛泽东同志那时办这件事（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合作者，只有国民党中很进步的，后来被蒋介石杀了的邓演达。”

大革命时代，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使毛泽东和邓演达走在了一起。1926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各地农村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农民运动。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是农民革命。”1927年2月，邓演达在政治部下特设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李达等为委员。2月18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武昌不久，邓演达即邀请他出席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的第一次常会，决定下次开会请他报告农民运动状况。2月23日，毛泽东出席第二次常会，作了题为《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3月2日、16日又出席了第三、五次常会。此后，两人交往日益密切。

3月10日至1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继续担任改组后的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更加重视农民问题，他明确表示：“以前大半是军事行动，因军事而胜利，今后革命要进到广大的农民的革命。”3月16日，全会通过了邓演达和毛泽东、陈克文联名提交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两个重要文件，邓演达说明指出：“目前农民运动为党的生死关头，亦即估量国民革命之成功，亦即总理农工政策之意。”这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两人对农民问题的一致见解，也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两人还一同被大会主席团指定参与查处阳新惨案。

有趣的是，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与会人员在南洋大楼顶楼的“空中花园”合影，毛泽东、邓演达两人一前一后站在一起，照片有两张，一严肃、一活泼，留下了两人唯一一次两张合影。

4月2日，根据邓演达提议，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土地委员会的决议，邓演达还提议毛泽东等为委员。自4月2日至5月6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委员会会议3次、委员会扩大会议6次、审查委员会会议4次，形成了7个决议案。毛泽东出席了绝大多数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农民政权等重大问题上，同邓演达的意见高度一致，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一条是：“使农民得到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

但是，5月9日、12日的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19次、20次会议，对四个重要决议案表决，决定仅公布《处分逆产条例》和《保护佃农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则秘密宣传，最中心的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因反对过大而被搁置，投赞成票的仅有邓演达和林伯渠、吴玉章三人。邓演达领导的土地委员会，虽然取得的成果有限，但它为中共后来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

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此乃毛泽东所首倡，其意义不亚于黄埔军校，既是国共合作的典范，也是毛邓之交的见证。早在广州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即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了6届农讲所，彭湃、毛泽东等都担任过主办人。1926年底，毛泽东向湘鄂赣三省党部提议，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依1927年2月24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76次会议决定，将其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月初，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经邓演达提议，将原定名额600人再增加200人，因此这届农讲所是历届中规模最大的。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身着蓝布长衫的毛泽东主持典礼，全副戎装的邓演达致开幕词，他勉励学员们：“中国的革命必要广大的群众即农民群众参加……农民要赶快起来，与封建势力斗争。”6月19日，邓演达又出席毕业典礼，作《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讲演。其间，全所的工作实际上由毛泽东负责管理，邓演达作为中央农民部部长对此是大力支持的。

为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1927年3月27日，邓演达、毛泽东等担任常委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议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3月30日召开湘鄂赣豫四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组成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邓演达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长，4月9日发表就职通电。此后，临时执委会发布的训令、通告，均由毛泽东、邓演达等联名发表，还筹备召开全国农民大会。虽未开成，但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随着北伐战争扩大到北方，开展战区农民运动迫在眉睫。因此，在4月26日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得到了邓演达的高度重视，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决议由毛泽东担任筹委会主席。4月28日，由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邓演达任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任常委。5月5日，两人还一同出席欢送会，战区农运委员随军进击河南，指导战区农民运动。此外，两人一同受聘为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一同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可见，两人在这一时期共事之密切。

在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两人合作密切而愉快。难怪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当时情形，发出“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的慨叹，足见与邓演达这段农运情缘在心中分量之重。周恩来评说：“他（邓演达）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

三赞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曾在阅读“二十四史”《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时，写下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并由此发叹：“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好友邓演达，并把他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爱国民主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一个“伟”字，足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一面积极筹建新的组织，一面主动找中共负责人商谈建立反蒋联合阵线，但当时中共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此情形下，邓演达没有失望，还把希望寄托在当时不是中共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周恩来回忆说，“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到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亦可印证这一事实。

8月9日晚，在邓演达的不懈努力下，借用著名音乐家黎锦晖位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的住宅，召开了农工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正式成立。这次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临委会于1935年11月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初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临委会的成立，对南京反动政权造成了极大威胁，蒋介石不惜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告密，邓演达不幸被捕。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审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你为什么要反对政府？”邓演达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在监狱里，面对蒋介石的高官厚禄引诱，邓演达严词拒绝，并以“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作答。

11月29日深夜，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以鲜血践行了他秉持的“牺牲、不怕死，是革命党员的本分”的信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出卖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缉拿归案，判处死刑，为邓演达报仇雪恨。

四赞邓演达：“这个人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人”

1978年12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回忆毛泽东的教导》的长文。周谷城提到，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了上海，5月3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上海的住处单独接见了他，谈论诗词。后来，两人转而谈政治，周谷城偶然提及了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毛泽东随即问：“你认识邓？”周谷城回答说：“我认识。”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我们可以从周谷城的《莫逆于心两共鸣》《我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两篇文章，对三人关系管窥一二。周谷城回忆道：“1927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并把在长沙为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好的一篇讲稿，题目叫《农村社会之新观察》，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在报上发表。’”文章在《中央副刊》上连载，反响很好。邓演达看到后，也深为赞赏，对周谷城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并说周谷城很懂得农村经济。

后来，邓演达要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前线去做地下工作，想要周谷城去任秘书，但他因病未就。毛泽东知道后，亲自来找周谷城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周谷城回答说：“很好。”于是，周谷城在中华全国临时农协执委会当了一名宣传干部。

邓演达归国后，拟另组新党，常嘱约周谷城为筹组新党发起人，有一次畅谈此事至深夜，周谷城答谓“道德方面的支持我竭全力”。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于1952年加入农工党，1958年在农工党七大上当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1987年以89岁高龄在农工党九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继承了邓演达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邓演达、周谷城三人因农运结缘，又何尝不是一种奇遇呢？周谷城曾作七绝四首。第一首《农运同心》，曰“农民运动开新纪，莫逆于心两共鸣”，讲的就是大革命时从事农运的事迹。最后一首《后继有人》，有“领导英明功在党，凯歌声里慰忠魂”之句，表明在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农工党后继有人、健康成长，邓演达先生倘若地下有知，当得以安慰吧！

今天，邓演达先生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不仅业已实现，而且大大发展，先生当含笑于九泉。邓演达“百折不挠”“殉难不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本文刊载于《人民政协报》2025年3月2日第7版，作者系农工党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处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