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采访农工党员王西富:“急救神器”AED推广须有政府强力推动

编者按:农工党员、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副主任医师王西富是新浪微博粉丝185万的大V“急诊夜鹰”,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呼吁推动公共场所AED配置及心肺复苏普及培训,并在2015年创办针对公众的夜鹰急救训练营。近日,《南方日报》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王西富,并在今天刊发了报道。(办公室)

《南方日报》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第A10版:《“急救神器”AED离我们还有多远?》

《南方日报》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第A10版:《“急救神器”AED离我们还有多远?》


“AED?这是什么?我没听过。”

“我只在急救课上用过AED,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我应该不敢用。”

你知道AED吗?9月12日是世界急救日,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在广州街头随机采访了多名市民,大部分人不知道AED是什么,而知道的人普遍反映“不会用、不敢用”。

目前,在广州市243个应急站里,根据人流和区域特点,选择部分站点共配备了83台AED设施。记者了解到,因为AED价格昂贵,大部分AED设施由所在的场所管理,出于怕被偷等考虑,配置点选择上锁的不在少数。

作为“急救神器”,AED为何走不进公众视野,面临的投放难、推广难、管理难等问题如何解决?

每一年,我国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约1500人因心源性猝死离世。不少专家呼吁,希望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让AED成为像灭火器一样的公共基础设施,同时推广急救培训,让更多人“会用、敢用”。

投放之难:设备上万元,维护成本高

每购入一台AED设备需要花费2万-3万元,每两到三年需要更换一次电池,这其中还有检修和维护成本。

2019年1月27日,在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委员通道”上,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丁邦晗带上了一台AED。

丁邦晗指出,当前,广东省公共场所AED的配置率极低。建议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AED,比如机场、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点以及体育馆、图书馆、大型购物场所、学校、大型社区等固定配置AED;在大型会议、运动赛事时期流动配置AED。

AED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简称,可以自动分析心脏骤停患者的心律,可在需要除颤时自动充电,并指导施救者按下电击键给予患者电击。机器启动后有语音引导,操作简单,被称为“急救神器”。

此前,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进行了部分AED的投放。2017年,广州市红十字会、广州市旅游局以及广州市应急协会三方合作,在正佳广场、北京路步行街、花城广场、广州塔、白云国际机场等8个旅游信息咨询站点分别投放了AED设施,标志着在广州市公共场所配置AED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同年,深圳也开启了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备AED计划。

“2017年主要是试点投放,先探索一种可行模式,若要长期大量投放,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广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陈文耀介绍,每购入一台AED设备需要花费2万-3万元,每两到三年需要更换一次电池,这其中还有检修和维护成本。正常的AED只要使用一次,就要重新更换电极贴片,而电极贴片的费用也要上千元。

投入和维护成本较高,使得AED设施的配置始终停留在试点层面,无法进入正式推广阶段,谁来出资、怎样维护成为现实问题。

广东省应急协会副会长陈锐彬介绍,广东省应急协会结合智慧共享应急站项目投放AED设施,目前在广州市243个应急站里,根据人流和区域特点,选择部分站点共配备了83台AED设施,资金全部由协会会长单位承担,但也无法大量推广。如果按国际上每10万人有100台的标准,广州起码要配备22000台AED。

2019年广州市政协一份《关于大力推进广州市公共急救体系建设的提案》指出,当时广州公共场所的AED设施数量不足百台。目前广州市公共场所的AED设施普及率较低,且地铁、公交站点等人流密集处尚未安装,整体数量上远远不够。

管理之谜:“急救神器”为何成摆设?

“没有人告知,也没有人培训。”在广州越秀区某商场,服务前台的工作人员几乎忘了角落里还有一台AED。

已经投放的AED,管理情况如何?记者走访了广州部分配置了AED的场所。

在广州越秀区某商场,记者询问服务前台的工作人员商场是否配备AED设施,该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随后,记者发现,在其身后被桌子遮挡的角落里,就有一台AED设施。装着AED的箱子已经上锁,并落满了灰尘。工作人员回应:“没有人告知,也没有人培训。”

目前,大部分AED设施由所在的场所管理,因为AED价格昂贵,出于怕被偷等考虑,配置点选择上锁的不在少数。也有的配置点将AED放置在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场地。记者走访了部分此类配置点发现,咨询中心每天开放时间为10:00至21:00,若该场所下班锁门后发生紧急情况,市民则无法取用,AED难以发挥作用。

在实地走访中,也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希望AED设施可以像地铁标志一样,在公共场合设置醒目的标志。当处于危急情况下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环顾四周,若AED有明显的标志与清晰的指引,可以节省寻找的时间,从而为生命救援争取更多时间。

目前,如“救命地图”等一些小程序提供查找AED设施的信息,但完整度和准确性难以保障。记者根据“救命地图”的标识,查询到广州北京路附近的AED设施存放在“北京路文化旅游区游客中心”,但当记者赶到此地时,发现该处正在装修,且看不到AED的身影。

大数据时代,此类地图工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去年10月,深圳市急救中心联合“腾讯地图”发布了覆盖全城、一键可查的深圳“AED地图”。市民只需点击选择距离最近的那台AED,根据导航提示即可立刻前往设置点取出。公共场所存放的每一台AED,都与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控制台相连接,只要其中一台AED被移动、启动除颤,深圳市急救中心都能及时收到信息。

“管理上,政府可以加大监管力度,公众也要提高意识。”陈文耀说,“大家保护好、使用好每一台AED,才能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


资料图片:2019年12月7日下午,农工党员王西富在广州市科技局等主办的珠江科学大讲堂讲授《常见疾病突发与意外伤害现场急救》。

2019年12月7日下午,王西富在广州市科技局等主办的珠江科学大讲堂讲授《常见疾病突发与意外伤害现场急救》。(资料图片

推广之艰:公众急救知识有待加强

业内人士称,愿意接受培训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来看,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还是比较缓慢,没有形成社会潮流。

AED虽然操作简单,但了解正确的操作时机和配套的急救方法,仍是推广的一道坎。

“黄金抢救的3-5分钟,专业的医务人员除非是巧遇,否则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赶到现场急救,因此现场的目击者是否掌握急救技能,往往成为抢救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副主任医师王西富说,心脏骤停发生之后,最需要进行紧急的心肺复苏和电除颤,4分钟之内抢救成功率可达50%。但是,并非所有晕倒的人都适用AED。

王西富介绍,急救者要先判断对方是否有反应和呼吸。没有反应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喘息的人,才适用AED。贴上电极片后,AED会自行判断,如果是室颤,AED会自动充电并指导施救者进行除颤;但如果急救者判断错了,给一个昏迷但仍有心跳的人使用了AED,AED经过心律分析后会判断无需电击,也不会充电和放电。

“错误的急救方式,有可能给对方带来二次伤害。”王西富在急救科普方面还有另一个“大咖”身份——“急诊夜鹰”,他时常针对网上的急救误区进行科普,“像倒挂救溺水者、给昏迷者掐人中、给癫痫发作的患者嘴里塞东西防止舌咬伤等,都是错误的做法。”

王西富所在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致力于推广急救知识,近日该院急救科普基地揭牌,同时成立急救科普志愿服务队。在广州,广州市红十字会等组织也大力推动急救培训。

“红十字会通过举办公益讲座、开办培训班,在企事业单位、各个社区和农村地区推广应急救护知识,并培训如何使用AED设备。”陈文耀谈到,截至目前,广州市已有49万人次参加红十字会的救护培训,达到广州市户籍人口的5.26%。

广东省应急协会近几年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已接近6万人次,其中接受AED培训的超过3万人次。陈锐彬认为,愿意接受培训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安全意识在提升,“但总体来讲,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还是比较缓慢,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潮流。”

除了要补急救知识的“短板”,让救助者没有“后顾之忧”也是需要提升的地方。根据《民法典》(2020)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不少受访市民表示,就算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现实中如果出现救助不当带来的损害,可能要承受来自遇难者家属和舆论的指责。当然,这其中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力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让更多的民众会救、敢救、能救才是关键。

“法律原则上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但不鼓励不具备相关知识的公民参与需要操作的救援行动。”律师王嫩妹表示,施救者仍有谨慎注意的义务,避免给伤者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9月10日,农工党员王西富(右四)作为急救科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出席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科普基地揭牌和急救科普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

9月10日,王西富(右四)作为急救科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出席所在医院急救科普基地揭牌和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资料图片)

发展期待: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鼓励有影响力和专业度高的协会组织及企业资本积极参与,共同推动AED的普及。”

近年来,完善公共急救服务能力已被写入我国的各级规划或条例。《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分别提高到1%和3%以上,按照师生1∶50的比例对中小学教职人员进行急救员公益培训。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场、车站、港口客运站、大型商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急救药品、器材和设施,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201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第三节“社会急救”第四十六条明确: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机场、地铁车站、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口岸等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等医疗急救设备和器材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深圳还先后出台了《深圳市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深圳市“十三五”AED配置使用实施方案》等文件。从2018年起,在全市各大公共场所、人流密集区域安装AED,被纳入深圳市政府民生实事“菜单”,政府负责兜底保障。预计到2020年底,深圳将完成5000台AED采购及安装,未来争取用10年的时间达到每10万人口配备100台AED的国际标准。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AED的投放量更大。资料显示,目前美国AED的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台,平均每10万人有317台。日本自2004年开始配置并推广AED,目前全国大约有60万台,平均每10万人约有235台。

“在日本,走几分钟就能看到一台AED,很多AED就放在无人售卖机的中间位置”,陈锐彬介绍,“虽然使用AED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通过将其摆放在公众经常能看到的地方,能不断强化公众对它的印象,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应急安全意识。”

王西富认为,AED要想在广州大面积铺开,必须要有政府的强力推动。广州也在不断努力,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陈文耀则希望,AED未来能够成为像灭火器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有专门的经费和机构做好投放和维护,各个组织和团体也配合做好急救培训的推广。

广州市人大代表雷建威在今年广州“两会”提出建议,希望把在广州范围内购置和配备相当数量的AED设施,列入2021年广州市政府的民生实事之中。陈锐彬也认为,广州目前大部分AED投放都来自于公益组织、企业或个人捐赠,但只有政府统一部署、统一推进,才能大范围将AED铺设开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AED作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的地位,就像消防设施一样。”

陈锐彬认为,AED的普及除了要靠立法,更要靠人大、政协、政府各级部门以及社会多方共同努力,要建立以财政出资购买与鼓励社会参与的有效机制,“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鼓励有影响力和专业度高的协会组织及企业资本积极参与,共同推动AED的普及。”(《南方日报》)

相关视频:急诊夜鹰王西富《心脏骤停与心肺脑复苏》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