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生于1895年，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时，就秘密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1916年至1919年，先后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并曾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参加北伐，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在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重用和信任共产党人，延揽大批共产党人在身边工作，与共产党人并肩共事，精诚合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积极展开反蒋活动，1930年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因叛徒出卖于1931年11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英勇就义。
对邓演达的历史定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以“阶级性”定位，即把邓演达定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例如周恩来对邓演达的评价：“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同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农工党中央原主席季方在为《邓演达文集》作的序言中称邓演达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另一类主要以“革命性”定位，即定为“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如李济深的文章称：“邓泽生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位伟大导师，邓泽生先生亦是惟一的继承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一位伟大的导师。”今天评价邓演达的历史成就及地位，在客观认识他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革命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这三个表述是纵观邓演达一生的革命实践所得出的客观论述。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往往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邓演达短暂的一生都与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有着紧密联系，此外，海外流亡经历、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与合作也为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石。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邓演达的政治思想脱胎于三民主义，以实现三民主义为依归，他在《政治主张》中说：“把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作为‘临委’的奋斗目标。”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给邓演达带来的冲击和对西方政治、经济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研究与思考，也让他的政治思想在三民主义的核心框架下，提出了具体化的操作方案，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即邓演达所称的“只有使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使它更加切实的适应大多数平民群众的要求”。
对民族主义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晚年主张通过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世界大同。邓演达将当时国际上主要存在的四种政治势力具体化分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社会主义苏联势力、第二国际领导下各国社会党的势力和被压迫民族的势力。其中，第一种势力是“我们的敌人”，第二种势力客观上是“我们的朋友”，第三种势力应该提防并攻击他们的政府的反动政策，第四种势力是“我们真实的朋友”。
通过对革命和团结对象的细化，制定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总方针，也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反帝国主义的方针。
对民权主义的发展
邓演达主张夺取政权，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
“平民政权”的主张最早见于1927年11月， 由邓演达起草，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名义在莫斯科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也称《莫斯科宣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之结果……要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由大多数劳苦民众自己建设平民的政权。” 这是邓演达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平民政权。其后，邓演达对建立平民政权的思考不断深入，并从政权主体、政权实现形式、保障手段等多方面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平民政权思想：一是平民政权应是以农工为核心的生产者的政权。《政治主张》明确指出：“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二是通过召开国民大会，由群众推选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以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平民政权，由劳苦的平民大众享有完全行使政权的权利,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从而不再发生新的官僚统治；三是要建立人民武装以保护革命、保持平民政权，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
“平民政权”的提出，让邓演达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更为具体、深入，它也是邓演达政治理论日臻成熟的标志。
对民生主义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民生问题较多，邓演达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和工人问题。他主张运用“平民政权力量”发展生产，最后在城市和农村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对于农民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民“以借贷为生”“终身受高利贷的盘剥”，同时，“土地更加集中，大小地主剥削佃农及雇农更加厉害，农民离村的现象更加普遍。”所以，邓演达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扶助农民尤其是“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要“第一步政治解决，第二步经济解决”，通过“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产力。”此外，他还提出“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广设农民银行”“供给农村以必须的资本”。邓演达的这些主张反映他对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同情，体现他努力振兴近代中国落后农业的愿望。
对于工人问题，邓演达看到中国工人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尤其是工作期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资本家还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等方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为此，邓演达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扶助工人的思想，提出要“竭力改良工人的生活”，制定女工童工保护法、危险工作保护法、地下工作保护法，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罢工权等，要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此外，“施行种种社会保险，成立职业介绍所。规定工资与生活增加的比率，缩小劳心劳力职员薪俸的差额。”邓演达的这些主张表达他对中国工人痛苦命运的关注，反映他热情扶助中国工人的要求。
同时，他还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要运用政权力量，由国家经营一切大企业、关键企业、独占性企业，允许私人工商业有限制地存在,但要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总的来说，他主张实行“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实行土地“国有化”与“社会化”“资本社会化”“生产组织化社会化”。
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我国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革命的前程是走向社会主义，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但是，邓演达的社会主义观里，是平民政权领导，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因此从根本上说，邓演达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邓演达政治思想的影响
邓演达的政治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将科学理性植入农工党基因。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会上通过了党纲《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主张》贯彻了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可以说，从创党开始，邓演达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政党发展规划了步骤、指明了方向，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农工党的行动指南。随着社会进步、实践发展，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中积极的、进步的部分，始终被农工党人用以指导行动；不适合时代、不适合革命形势的部分，经过实践中得出的认识，逐渐得到调整。他追求真理、爱国革命的精神被一代代农工党人继承发扬，直到今天，农工党人还在不断修订党章、完善政党理论，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其二，对于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具有积极意义。邓演达的政治主张，既有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也有关于中国未来国家建设的设想。邓演达对农民、工人、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的科学认识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参考。
其三，以深厚的家国情怀激励后世。邓演达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都是围绕如何建设独立、民主、强大的中国，如何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方面展开，可见其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天，家国情怀仍然激励、鼓舞着农工党人，扎根各自工作岗位，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默默奉献、献计出力。这些都是演达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农工党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作者刘启德系农工党广东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广东邓演达研究会会长，刊于《团结报》）